与陈小枚的访谈

与陈小枚的访谈（原版）。

廖育卉：对您来说，什么是摄影？

陈小枚：对我而言，摄影首先是一种探索的工具和表达方式。相机是我的通行证，让我有一个理由在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地理环境游移、张望、探索、了解、理解。因为我的相机，我的视野不断地被扩大。因为我的相机，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由抽象变得形象，我的感触更加真实。我对自己的认识也更加真切。我发现，每次，不管我做什么专题，纪实的，艺术类，我都是一个好奇的小孩，在探索的过程中，认识世界，认识自己。同时，我虽然不再相信照片可以改变世界。但我仍然希望，图片能给人们提供形象的信息，能或多或少地让人们去了解社会问题，而后思考。

廖育卉：您是否可以写一段个人简介？

陈小枚：父母给我取名陈小梅。我上小学时自作主张偷偷改名为陈小枚。1974年生于中国广东河源，成长在一个传统的客家环境中。今住美国达拉斯。原学教育专业。在一所师范学校教英语六年后，改学新闻，2004年获广州暨南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。又对人类学感兴趣，2004年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人类，2006年获人类学硕士学位，同年放弃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奖学金，开始从事摄影。2010年获摄影学硕士。现为独立摄影师。

廖育卉：说说您个人的一些与摄影有关的故事或者经历？如何走上摄影的道路？

陈小枚：我向来羡慕搞艺术的人。弟弟是艺术家，颇有天赋。我几乎仰慕他，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像他那样创作。从没想过自己会做与视觉艺术相关的事情。不管是在自己、家人的眼中，还是在朋友、同学的眼中，我该是抓笔杆的教书匠。我现在还偶尔给国内的媒体写稿。

我第一次拿相机，是在大学二年级暑假，去内蒙古旅行的时候。当时借了一个傻瓜机，乱七八糟拍地风景。如今看来，那些图片不堪入目，但当时很享受通过取景器看世界的过程。1999年独行西藏，第一次用一个单反机拍照，尼康的FM2，但并不懂光圈和快门。拍的当然是旅游照。回来的时候当地媒体报道了我的旅行，又让我写了独往西藏的游记，顺带发表了一些照片。那是第一次发表照片。不过，还是没想过从事摄影。不敢想。觉得笔杆比相机更容易操作。

在暨大学新闻的时候，开始业余玩玩摄影。因为不是自己的专业，不太懂摄影，也没有太多资料可以学习，所以纯粹是在玩儿，也就没有任何限制。我拍旅游照，也拍植物，有时也拍街头景象，居然偶尔得到一点表扬。临近毕业的时候，拍了广州郊区古村小谷围。广州的江南藜果后来展出了我小谷围图片。

在美国学人类学的时候，因为做学术很累，摄影成了我的调剂品。我去艺术系旁听艺术摄影，又去新闻系旁听新闻摄影。结识了纽约时报的摄影师Kevin Moloney和他Paul Moloney。受到Moloney父子的鼓励，我开始考虑严肃考虑全职从事摄影，终于放弃了博士奖学金，称为全职摄影师。

在科罗拉多的报社做了将近一年后，受美国《国家地理杂志》前摄影总裁Rich Clarkson的鼓励，接受了俄亥俄大学的enlight fellowship，在那儿学习视觉传播和纪实摄影。

廖育卉：您如何评价您的工作？您给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定义？

陈小枚：我的工作很好玩，但同时也很苦，需要体力支出，更需要脑力支出。做学术的时候，觉得做学术很苦、单调，羡慕搞艺术的人，觉得他们的工作很轻松、好玩儿。等自己全职做摄影的时候，才发觉，做摄影有时候比做学问更难。做学术，只要下苦功夫，有积累，加上思考，就会有成绩。但艺术的创新很难。积累有可能变成重复和束缚。
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我很难评价自己的作品。您可以向熟悉我的作品的摄影界人士找些评价。比如，俄亥俄大学视觉传播学院院长Terry Eiler，摄影师Tom Ondrey，前美国《国家地理杂志》总编Bill Allen。

廖育卉：您可以谈一下您的拍摄技巧及手法吗？

陈小枚：因为学科（新闻、人类学）背景的缘故吧，我的拍摄方式基本比较直白，纪实居多。也受美国新闻摄影理念的影响，很少后期修改，除了传统的dodging and burning，基本不会改变原始图片原貌。

我主要用尼康单反数码相机。也拍135、120胶片。近来刚获得一个4x5view camera。希望做更多的胶片。

我希望做不同的尝试，不想用技术、手法或风格束缚自己。

廖育卉：您以上描述的技术技巧及手法在您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吗？还是您更重视作品本身和它所传达出的信息？

陈小枚：后期处理在我的作品不占太重要的比列。不管是新闻纪实，还是抽象艺术摄影（studio photography），我更重视作品本身和它传达的信息。如果我想要一个效果，我希望在拍摄的过程中得到，而不是在后期处理。

廖育卉：您是怎样接近陌生人的？您会去询问他们是否接受被拍摄吗，还是试着不被注意时采取摄影？他们的典型反应是怎样的？

陈小枚：我基本上都去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，然后才拍摄。如果当时有一个美丽瞬间，不能错过，我会先拍摄，然后告诉被拍摄者，我刚拍了他／她的照片。在美国，大多数人都很友好，不介意被拍摄。如果他们要求我不要拍他们，我都会停止，除了了特殊的新闻事件，比如拍摄在押犯人。

廖育卉：您在中国工作的时候，您认为相对于外国的摄影师而言，作为一个中国人- 并且因此具备一定的隐蔽性，是一个主要的优势吗？

陈小枚：我不认为作为中国人在中国拍摄就具备隐蔽性。相机本身就暴露你的拍摄欲望。我倒觉得在中国拍摄，有时更难进行，因为中国人似乎比较camera shy，同时也比较警惕。

廖育卉：对一位女摄影师来说，当您进行拍摄工作时，人们对女摄影师的反应是否会有改变或有所不同？当您进行摄影报道（纪实摄影）时，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？对一位妇女来说，是否面对的危险几率会比较高？还是对您来说，每个人所面对的危险度都是同等的？您有自己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？

陈小枚：在美国，作为女摄影师，同时又是外国人，对我一种优势。因为女人，相对男人而言，不构成威胁，被拍者感觉可能相对放松。而作为外国女性，常常是别人因为对我好奇，而喜欢和我交谈，给我机会表示友好，也就更容易取得被拍者的同意。

廖育卉：西藏旅行是您首部的作品之一，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自治区，中国人通常都需要有特别授权才能去参观旅游。在哪里,您是完全自由地进行摄影工作，还是有受监视或受到当局某种形式的压力？我想问您一个更普遍的问题：您个人在中国有什么关于新闻自由的经验？

陈小枚：当年我去西藏旅行时，并非以摄影师或记者的身份，只是一个游客。所以不需要特别授权。也可能是因年份和社会情景和现在不同，我没有发现有任何限制。

廖育卉：您选择了两个系列来代表这次的访谈，您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选择？

陈小枚：这两个系列的图片都是正在进行的专题。zen of fire的开始比较意外——男朋友妈妈家里遭遇火灾。这个专题的目的在于探究灾难背后的意义，和引发人们对灾害的重新思考。老子说，祸兮福倚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我想表现的，就是这么简单的哲理。因为这个专题，我发现自己大概和西方的摄影师，在想法上还是有不一样的东西，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是可磨灭的。

《痛之快》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探究一些美国边缘化阶层人士。我拍他们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在“常人”看来很另类，更是对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到好奇，又希望通过他们的眼光重新审视现代社会，重新审问“何为正常？”这个专题，正好说明，摄影对于我是探索的工具。